艾滋病实名检测为何很纠结

      将于７月１日起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艾滋病检测实行确证实名制，并明确艾滋病感染者有义务将病情告知配偶或者与其有性关系者，或委托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代为告知。条例一经通过立即成为热议的话题。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如何操作？实名检测与匿名检测孰优孰劣？被检测者的个人信息如何得到保护？

实名检测是否会“吓跑”感染者？

      王鹏（化名）在不久前发生了一次高危性行为，口腔里突然冒出的几处溃疡，让他陷入了恐慌。令他困扰的是，如果选择在广西进行艾滋病检测，疾控中心或医院都要求自己出示身份证件。犹豫再三，他选择了自行购买准确性、权威性都较差的检测试纸。

      虽然，试纸显示结果为阴性，王鹏心里的石头还是没有落下来，他仍然不断地在网上搜索，希望可以在广西以外的省区，找到一个可以匿名检测的“官方机构”。

      王鹏所在的广西，近年来一直面对着严峻的艾滋病疫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范小辉说：“自１９９６年艾滋病传入广西并出现本土病例以来，目前广西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流行的重要区域，防治工作的成效将对全国防治艾滋病大局产生关键影响。”

      范小辉介绍，《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的立法程序于２０１０年启动，审议的法规案（草案）于２０１２年１月提交。随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对社会各界１７０多条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梳理、分析、研究。经３次审议后，条例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０日通过。

     条例正式通过后，有人担忧，一旦实名制检测全面推开，艾滋病高危人群可能会因害怕隐私泄露而拒绝检测，反而降低艾滋病检测率。

     “这项政策出台以后，很多潜在ＨＩＶ携带者可能连初筛都不会去了。”艾滋病患者、公益组织“彩虹中国”的创办人张锦雄说。

实名检测与匿名检测孰优孰劣？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科主任黄绍标介绍，艾滋病感染诊断分为初筛和确证两个阶段，按照条例的相关规定，实名制的实施应用于“确证”阶段。

     黄绍标说，以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为例，目前医院只有初筛的资质，被检测者如需确证，需要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进一步检测。

      中国著名性学家张北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艾滋病检测初筛不应该实名制，但是二次复诊时应该实行实名制，这样有利于医务人员进行随访，提供更好的医疗救治服务。

     “匿名检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不利于疾控部门准确地掌握艾滋病疫情。”广西博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科科长李翼彬介绍，过去一些国际组织及项目一直在推匿名检测，这很容易造成疫情“虚高”。

     李翼彬表示，很大一部分感染者在检测为阳性时，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他们中的不少人会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辗转多地进行检测，“如果坚持匿名检测，后果就是一个携带者在不同地区产生多个阳性检测结果，而这些都会被视为新发艾滋病感染者。”

     数量上的“虚高”，或许仅仅给疾控部门带来管理上的困难，然而艾滋病传播上的“实高”却更值得关注。中国艾滋病工作民间组织全国（工作网络）联席会议秘书长王立新表示，初筛实名制确实会“吓跑一些人”，而确证实名制则有其存在的必要。

     “艾滋病感染者‘失访’是目前艾滋病防治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失访后，不但感染者本身得不到及时救治，还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危害。”王立新说，通过实名制掌握的感染者信息后，医疗、疾控单位能及时进行药物治疗及心理疏导，有效降低其艾滋病传播活跃程度。

完善配套信息保护机制是关键

     “医生和护士都很照顾我，没有因为我是病毒携带者而另眼相待。而且，他们也很尊重我的意见，没有联系我的家人、朋友。”在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小林（化名），刚刚接受完扁桃体摘除手术的他透露，由于暂时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辗转多个城市来到南宁手术。

     然而小林并不是唯一被“保护”的人。“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杜丽群告诉记者，在感染科，对于来就诊的艾滋病病人以及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他们的病历和档案都是由专职人员负责存放、保管。

     “遇到来咨询病情的，我们首先要确认其身份是否是配偶、性伴侣或者其他近亲属，其次还要征得被咨询人的同意，否则医务人员是不会透露任何信息的。”杜丽群说。

     “医院现在也鼓励被检测者初筛进行实名登记，以便确证后的随访和治疗工作，但即使是初筛为阴性，被检测者的信息也同样会做保密处理。”黄绍标说。

     黄绍标建议，除了医务人员以外，要在更大范围内树立起对艾滋病人信息的保护意识。２００３年，国家提出了“四免一关怀”的艾滋病政策，条例也明确将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品及相关的诊疗费用纳入医保的报销项目。这就意味着，有机会接触到艾滋病感染者信息的人群也在不断扩大。

    “我们目前的做法，就是要求民政安排专门人员与疾控中心对接，所有感染者的低保资格不进行公示，并由疾控中心负责办理。”李翼彬说。

     “现在对于感染者信息的保护仅限于政策层面，可操作性不强，比如医疗、疾控部门是否有专人管理档案、如果信息泄露后要负哪些法律责任，这些都没有。”王立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