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艾滋病在非洲建立，消除艾滋病歧视的社会支持系统

蔡高强：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接受潇湘晨报采访时说，我国应向非洲学习建立艾滋病人社会支持体系，保护艾滋病感染者人权。
面对目前不少艾滋病人走上犯罪道路，艾滋病人人权得不到足够的保护的问题时，蔡高强说：这里面有个生存背景的问题：艾滋病人生活在不明朗的环境里，不愿承认自己患有艾滋病。他们本身对艾滋病以及传播渠道了解不多，心里产生恐慌。同时，社会也因恐慌，对艾滋病人整体歧视。不少人会将艾滋病与“滥性”联系起来，认为患有艾滋病的人一定在性生活方面乱来。同时，我们对于艾滋病及传染途径的知识宣传不够，比如肝炎，这种病的传染率比艾滋病高，但人们对艾滋病更加恐惧。这种情况下，艾滋病人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就业权、教育权、保密和隐私权、结婚权、发展权等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连去泳池游泳都会受到他人排斥，这就是社会参与权被侵害。
关于艾滋病人人权保护模式的问题，蔡高强说：我曾研究非洲国家对于艾滋病人权益的保护。乌干达是非洲艾滋病重灾区，他们对于防治艾滋病的经验有两条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一是努力加强国民教育，大力推广家庭关怀与社区支持计划，以改善病人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除了建立政府干预指导的法律机制、医疗和物资支持制度外，重点建立非歧视的社区关爱机制，社区服务成员常常到病人家里拜访，热情问候和帮助病人，还会用手触摸病人，这种态度极大解除了外界对艾滋病的紧张情绪。
关于我国应建立怎样的人权保护制度的问题，蔡高强教授说：其实我国的政策是明朗的，实行免费艾滋病检测和免费提供药品，但很多政策在落实上存在缺陷，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教育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由于艾滋病人自暴自弃，不了解国家政策和艾滋病常识，没有积极主动去疾控部门进行检测，也给防治工作带来阻力。我们应该学习非洲国家防治艾滋病的经验，建立“艾滋病人社会支持体系”，让艾滋病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非歧视的温暖和归属感，只有被认同之后，艾滋病人才不会走向歧途。这种体系的前提是受到法律保护、全社会对艾滋病的理性支持，以及充足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