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极端的反歧视行为还会重来

有多少极端的反歧视行为还会重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讲，有歧视就必然会有反歧视，有反歧视也必然会有被极端利用的反歧视报复行为。如果某种歧视行为已经蔓 延为社会公众的普遍意识，而又得不到法律的约束和控制，并成为我们管理社会的规则，那么，针对社会的反歧视报复行为，就会被极端利用，甚至于大规模的表现 出来。近日多家媒体相继报道的杭州市警方破获的“艾滋病扒窃团伙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媒体在报道中称，杭州警方在破 获的一个扒手团伙中，竟然有12人被查明携带艾滋病毒，同时，在过去的6年间，杭州警方抓获的扒手中累计查出了100多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中 84.8%的人是青壮年，年龄最小的才12岁。其中有些扒手竟是自愿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他们用注射器把艾滋病同乡的血抽出来，注射进自己的身体内，让自己 成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据当地警方介绍，这些人在被抓时也很少反抗，因为他们知道抓了之后还得被放掉。按照有关规定，艾滋病等恶性传染病人不能进入拘留 所、劳教所和监狱，避免群体传染。所以，这些患者即使被判有罪，也只能保外就医。早在1997年，杭州警方首次摧毁了一个外省在杭的特大吸贩毒盗窃团伙， 抓获涉案人员中有18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警方为此专门包了一节火车遣送他们回乡。然而，负责遣送的警察还未回到杭州，几个被遣送者已在杭城露面，不到 一个星期，这18个人又陆续回到杭州……
　　
　　　　这起事件从表面上看，是缘于法律的真空。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的有 关规定：看守所收押人犯，必须进行健康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收押，其中第一条就是“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人”；《国务院强制戒毒办法》第二 十条也规定：患有急性传染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而应当限期在强制戒毒所外戒毒。看守所不收、劳改场所不收、监狱不收，又不宜收入强制戒毒所，警察无法处 置身患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所以只好放掉。
　　
　　　　但问题是，这种法律上的真空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我们的社会舆论在极力倡导对患 有某些急性传染病的人员应当消除歧视心理的时候，其实，针对这些人的歧视就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而且，这种歧视已经或多或少的反映到我们的法律制 度上，以及管理社会的各种规则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歧视心理的蔓延与扩散，助长了极端的反歧视行为。像类似于“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人”这样 不收监的规定，其本身的歧视性和荒谬处就在于，连司法部门都要规避自己的惩治义务，那么，对于类似的针对社会的极端报复行为，是不是都可以采取“放掉”的 办法？是不是因为有了某种疾病就被赋予了免责的特权？
　　
　　　　解决的办法是，中国必须要有一部基于人权平等思想的反歧视法，并最终协 调各方建立一套完善的反歧视社会机制。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反歧视法，2000年欧盟甚至还出台了一部适应于十几个成员国的统一的反歧视法案。 设立反歧视法规的意义就在于，要消除民族、疾病、就业、家庭等等歧视行为以维护宪法的权威，使所有公民都可以享有真正的平等权利与福利，并承担共同的责任 义务。对于因为疾病、性别、健康等原因而成为弱势群体的人来说，当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他们不应战战兢兢地忍辱负重，而是应该理直气壮地敢于站出通过法 律来维护自身权益。
　　
　　　　仅在近期，我们就接连面对了许多起涉及疾病（健康）歧视的新闻事件，“乙肝诉讼案”尚未开庭就有1000 名乙肝患者提起维宪权的起诉，北京的甲流康复者承受着社会冷漠的报道也见著报端，现在，杭州又惊现“艾滋病扒窃团伙案”，这都表明，要有一部反歧视（包括 反疾病歧视）的法律，来消除社会的各种不公正现象。人类社会自诞生起，就时刻在遭受着各种急性传染病的威胁，比如说，流行了上千年的麻风病之类。过去，对 待麻风病人的办法是，将麻风病人驱赶到荒郊野外去，让他们远离人类社会，以避免更多的人员受到传染。但是，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民主 意识也必然大大提高，在这个时候，再将任何一个患有急性传染病的人员驱逐或者隔离出人类社会，都是不人道的，也是不现实的。他们也同样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 一切权利，在生存权、就业权、婚姻权等等一切方面和其他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同时，也应该和所有正常人一样受到法律的约束、限制，承担相宜的责任义务。我们 不应该让任何一个人成为特殊公民，被圈在公共管理之外。
　　
　　　　要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就应该尽快设立反歧视法规，这是时代发展对我们的必然要求。